李勇摆龙门阵

       彭凯雷先生不仅是一位记者，而且足足还是一位诗人。他作为香港文汇报在北京的观察家，经常出现在各类重大事件的现场，亦或伏案进行着锐利的评论。虽然我与他之间未曾谋面（只因他每每飞赴四川就直奔新闻现场），但作为同事长期以来阅读他的文字，尤有几分亲近。

    在国庆前夕及期间，凯雷在香港文汇博客里连续发表关于航天英雄的博文，其中，《期待中国“加加林”登天安门城楼阅兵》、《杨利伟是否登上天安门城楼阅兵？“幕后”揭密》两篇，引发关注和热议。

       我是国庆前夜看到凯雷的建议（期待航天首雄杨利伟登天安门城楼阅兵，而不是登上彩车作为万众明星亮相）而给凯雷留言的——“如果杨利伟在彩车上出现，不知道凯雷是否会诗性大发...我很期盼，但愿也是我们共同的期盼。”

       凯雷于次日晨复：“如果杨利伟在彩车上，我会非常失望，非常失望！这是彩车人员安排、宣传统筹安排的一个败笔。宣传与安排点要集中，神舟飞天彩车上，航天员志刚再现太空漫步，已经是最重要传神的一笔了。首飞航天员杨利伟再招手，效果并不能迭加。我希望杨利伟，作为首飞英雄能上天安门城楼或东西观礼台，那是‘五千年历史五十年国庆，中国步入飞天时代’这十年航天事业发展的最佳、最好写照与象征。凯雷。”（详见香港文汇博客《凯雷视线》）

    凯雷说：“事实的真相是，（当天）杨利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媒体误报杨利伟彩车受检阅，这有没有‘幕后’？这里，我告诉大家，的确有‘幕后’，这幕后就是作为庆典组织者、乃至人民和国家，是否将中国首位航天员的精神、气质，放置在我们心头最重要的位置上。”

       凯雷所言事情的“真相”尽管有很大的追问价值，但我似乎觉得这追问背后的追问精神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姑且把“在城楼”或“在彩车”的“事实”放一片刻，索性，在这一片刻，我感受到了凯雷的诗性——那种不追求败笔的胸臆，作为同事，这才是我所期盼，当然了，希望能是我们共同的期盼、文汇网友的共同期盼。

     昨晚，黄梅戏经典剧目《女驸马》，参加成都国际非物质遗产文化节精品演出，全场票友无不冲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梅戏表演大师韩再芬前来，所有门票在演出前两天就已售罄。女主角冯素珍一亮相，清亮婉转的唱腔悠悠动人，戏迷们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图为演出剧照，李勇摄（Copy Right）。

图/李勇（Copy Right）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多样性的载体，是传承民族身份的活态文化基因，是培育民族认同、促进民族团结、凝聚民族力量的宝贵财富。保护、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使命。

     第2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是国务院正式批准的国家级文化节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主办的中国第一个国际文化节会，旨在搭建国际社会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魅力，宣传保护知识，交流保护经验的平台，推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一周年之际，在成都举行的第2届中国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节，通过丰富多彩、广泛参与的节会，营造荟萃人类文化多样性，感受、感知、感悟非物质文化遗产魅力的精神家园，表达灾区人民真诚的感恩情怀，彰显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重建美好家园的坚强信念，展示四川和成都依然美好的形象，成为“文化的盛会，民众的节日”。（文/据组委会）

  图/李勇（Copy Right）

     第2届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将于明天隆重举行，持续至本月13日。据四川省文化厅厅长郑晓幸先生此前介绍，“这个由国家文化部、四川省政府，以及UNESCO举办的文化盛会，是中国内地4大节庆之一，将有来自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加，集中上演世界各地民族文化的精粹，而具有神气、神妙、神秘、神韵的四川文化项目也将粉墨登场。”

     今天中午，我拿到此届非遗节的采访证以及相关资料。按报道计划，明天早上8点我将到开幕式会场正式开始这次报道。当然，我会尽最大努力拍到精美的图片，以飧读者。而今天晚上，非遗节部省招待酒会在成都世纪城会展中心水晶厅举行，文化部、四川省，联合国，以及参会代表团的中外人士欢聚一堂。那位从大英留学归来的李江涛，担当了酒会的翻译，他纯正的牛津腔不仅把我给迷着，旁坐的非洲朋友还连连称赞——VERY GOOD！

图/李勇 （Copy Right）

     几天前，艺术家艾未未等（这中间本可以用一些形容词修辞限制下文的）的博客被关掉了，不仅是电饭煲的问题；几天后（昨），我翻一本新书：《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至深夜，不仅是一本书的问题。而今天早上，诗人王学东突然给我冒了一句精辟的话：重色轻国事！而今天晚上，我准备去看纵贯线成都演唱会，去听一听四个老男人的撕吼：出发啦，不要问那路在哪！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出发啦，不想问那路在哪！ 运命哎呀，什么关卡?当车声隆隆，梦开始阵痛，它卷起了风，重新雕塑每个面孔；夜雾那么浓，开阔也汹涌，有一种预感，路的终点是迷宫......我好奇的是，这桌亡命之徒会打成都麻将否？

     “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在于找寻新天地，而在于拥有新的眼光”普鲁斯特如是说，苗炜是这句话的践行者，机舱、机场、旅店、街道、咖啡馆、酒吧，这些旅途中我们会一带而过的地方，成了他发现的乐园，幽默的笔触表达了发现的乐趣，革命、汽车、女人、作家都是应景之物。

     在巴黎的丁香咖啡馆，他试着闻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的余香；在莫斯科的列宁墓面前，他回忆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成就”；在波兰和欧洲的交界处，他记录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在欧洲的机场，他对全世界机场的吸烟室进行了评头论足……

     事实上，这些短篇是他在《三联生活周刊》“花花世界”专栏的结集，风趣的文字，广阔的视野，让我们从另一个视角解读了旅行：旅行不是到处合影留念的事情，如果还没有积累和具备所需要的接受能力，最好不要迫不及待地去观光，这样容易造成时机延误。

     安徽教育出版社：《让我去那花花世界》......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作者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原书用英文写就，书名为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 1870-1930，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现中文版由四川大学李德英等译出，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新史学与多元对话系列”丛书的一种。

   先来看一看《中华读书报》（2006年4月5日）刊黄敏兰对《街头》书的书评，原文如下：

     王笛的新著《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以下简称《街头》），描绘了成都丰富多彩的街头文化。书中大量生动有趣的描写既令人兴奋，也让人大开眼界。例如看似卑贱的乞丐竟然敢于“虎口掏食”，捉弄手握重兵的大帅；茶香四溢的茶馆不仅是茶客品茗、休闲、摆“龙门阵”的场所，也是商贩、工匠、艺人们施展才艺的生存空间，甚至还是市民们调解纠纷的“半民事法庭”。书中配有113幅珍贵的历史图片。这些视觉资料让我们身临其境般地看到，那熙熙攘攘的街头和芸芸众生的相貌：行人、小贩、手工工匠、茶馆茶客、街角的剃头师、摆地摊的算命先生——三教九流，无奇不有，它们从另一个角度帮助我们重构那逝去的文化和历史”。

 一、多彩的成都“街头文化”

　　现代城市街头的功能主要是交通。可是，在过去的某些城市里，街头还担负着比交通更重要的功能，这正是《街头》这本书告诉我们的。书中说：“街头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它们不仅负担着城市的交通，而且还是日常生活、经济行为的载体。”

　　该书首先介绍了19世纪下半叶成都各色人物在商业、日常、社会、庆典四大空间中所展开的各项活动。

　　成都作为中国西部商业最繁荣的城市，街头是店铺之外最重要的商业空间。除了特殊的集市外，日常的街头市场种类繁多，有盐市、鱼市、陶瓷市、棉花市、牛市、猪市、果市、花市、柴市等。不同的交易分别占有各自的空间，还有游动的商贩挑着担子沿街叫卖。街头不仅作为市场，而且成为工匠的手工工场。工匠们当街制造产品就地出售，制作的产品五花八门。

　　成都居民把街头作为他们日常生活的空间。人们在街头购物、聊天，互通信息；进行各种娱乐活动：斗蟋蟀、斗鸡，观赏街头艺人的表演等；有的人还在街头喝酒、吃饭。孩子们喜欢在街头放风筝，观看西洋景（即通过一个小孔看图片），做各种游戏。

　　作为重要的社会空间之一的茶馆，在成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有一句当地的谚语说“一市居民半茶客”。有人甚至认为四川人离开茶馆就无法生活。茶馆是成都社会的缩影，它集商业空间和日常生活空间为一体。茶馆是人们休闲的好去处。茶客在品茗之余，还可享受各种服务。有些茶馆成为市民的会客室和特殊人物洽谈业务、生意的特定场所。茶馆还是“半民事法庭”，在茶馆调解民事纠纷被称为“茶馆讲理”或“吃讲茶”。

　　乞丐是成都街头最具特色的人群。作为最弱势的社会群体，一些乞丐自己组织起“丐帮”，设法自我保护。“丐帮”为三、五十人的集团，有一位公认的帮主或“王”，也许正如《巴黎圣母院》中的乞丐王。有一个名叫罗永培的乞丐王甚至有自己的名片。有组织的乞丐有时竟然敢于挑战当地的权势人物。1928年，一位川军师长为庆祝五十大寿举办盛宴，成都很多重要人物前来捧场。不料近三百名乞丐突然出现，毫不客气地落坐于几百张餐桌前，准备大快朵颐。师长虽然拥有重兵，但是在喜庆的日子里向前来“祝寿”的市民动用武力显然是不合适的。为让那些乞丐尽快离开，师长的副官允诺，送与他们一些钱粮。乞丐的“虎口掏食”显示了卑贱者的智慧和弱者的力量。

　　该书的第二部着重于20世纪初的社会改良，第三部把重心放在辛亥革命时期及民国初年的政治动荡，都是论述社会转型对于街头文化的影响。

二、一部别开生面的城市史

　　《街头》一书在美国出版后不久，在西方学术界即引起“好评如潮”（“译后记”）。目前中国学界也开始有一定的反响。中外学界对该书的评价主要在两点，首要的一点就是认为它描写了下层民众生活，填补了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研究的空白。第二点是把城市史的眼光从沿海转向内地，从发达城市转向欠发达城市。据笔者所见，这两点是相互关联的。

　　“街头文化”这个词是该书作者的独创，在他于1998年题为Street Culture的论文发表之前，英语世界并没有这个用法。这个词体现了一个新视角，即从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来观察城市的面貌和发展。实际上，选择成都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成都的街头文化最丰富，而街头文化正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成都所保留的传统文化较之沿海、华北以及华中的城市多得多，……我们可以因此观察到不同于北京、上海、汉口或广州的‘另一个中国’。”

　　写下层固然重要，但是如何写，用何者的眼光来写则更加重要。为了重现消逝了的街头文化，作者发掘了大量文献资料。但是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资料基本上带有官方的眼光。所以，他力图鉴别“大众创造的文化”与“强加在大众身上的文化”之不同，仔细分析每一条资料的来源和实际意义。同时，尽量利用一些文学资料和图片以补历史资料之不足。书中大量引用竹枝词，因为竹枝词是一种较为客观的文学表现形式。作者还实地考察成都的茶馆，通过在茶馆与老人的谈话收集陈年往事；流连在僻静的小巷，探寻岁月刻下的痕迹，以今天的残留文化来重建过去的生活。

　　街头文化是下层民众自己创造的。摒弃精英们的偏见，从下层的眼光来描述成都街头文化，不仅更生动和全面地再现了历史画面，而且能对传统文化的价值以及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有一种全新的认识。此前的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研究过于强调现代化的意义，把城市史等同于城市现代化史，所以对发达城市投入大量的精力和热情，对像成都这样的欠发达城市则缺乏应有的关注。例如上海史在近20年来成为公认的“显学”，仅西方正式出版的上海史专著就多达50部，关于上海史的博士论文已有不下300篇（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史研究译丛》前言）。这一方面造成研究范围的狭窄，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城市文化的丰富内容。人们关注城市的现代化进程，而忽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街头》描写丰富的城市街头生活，从而使城市史充满活力。同时，它从民众的眼光看社会转型，既充分肯定传统文化的价值，也注意到现代化给民众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

　　以往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大多偏重于城市建筑、城市制度及城市发展，对“人”则缺乏关怀，是“无人”“无生活”的城市史，可以说是有骨头少血肉。近来的城市史，尤其是西方学者的作品有所改进，如描述上海的警察、商人、妓女、上海特殊族群苏北人等。但主要是对某部分人群的分别介绍，而且没有充分重视“空间”的意义，或许可以说是有血肉而少骨头。《街头》最突出的特点是有骨头有血肉。“骨头”就是书中明确指出的城市“公共空间”，血肉就是生活在这些空间里的下层人及其活动。正因为“肢体”丰满、健全，而且活动频繁，内容丰富，所以它是一部充满了活力的城市史。

三、层层深入的研究

　　《街头》的作者王笛，现为美国得克萨斯A & M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其著作《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初版，2001年再版，2002年台湾繁体版）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区域史研究的代表作。与之不同的是，《街头》“力图把人们的注目焦点从精英转向民众，从沿海转向内地”。不过，《街头》并未忽视精英们的作用。书中论述了精英对街头文化从敌视到改造，以及与民众从对立到合作又分离的复杂过程。

　　《街头》的研究是宏观与微观结合。目前该书作者的研究集中于茶馆上面。“通过茶馆这个微观世界去观察那个大的世界的变迁。”其英文新著《茶馆：成都的小商业、日常文化与公共政治，1900—1950》即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目前他正在撰写其成都茶馆研究的第二卷（1950—2000年）部分。可见，作者的研究在步步深入，已进入“微观历史”（microhistory）的范围。据他所说，“微观历史”在西方史学中已有一定的进展，但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则基本阙如。从区域研究到《街头》，又到“茶馆”这“三部曲”就可看出作者不凡的学术功力。

　　这本书还给我们一种启发。现代城市的街道越来越美观，街头越来越繁华，但是却缺少街头文化；人们只是街头的匆匆过客，城市因此而缺乏生气。那么问题是，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街头文化吗？《街头》的作者毫不隐讳他对传统街头文化的眷恋，历史和现实是否能有同样的需求？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

——纪念五四运动及杜威来华讲学九十周年

     1919年年初，杜威教授和他的夫人阿丽丝离开美国到东方旅行。本来是纯粹为了消遣的一次旅游，可是在他们从旧金山启程以前，东京帝国大学就有电报给杜威，请他作一系列的讲演，他答应了。以后，他又接受了日本其他学术团体的邀请，增加了很多讲演场次。

     杜威的东游是个很好的契机，于是中国有五个学术团体联名请他。当时虽是北洋政府统治，但是民间学术社团与外国人交往却无任何限制。五个教育团体请他到北京、上海、南京和其它几个城市讲演，他也接受了。发起这件事的是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杜威的及门弟子，代表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知行学会等五个团体。

     4月底，胡适专程从北京到上海去欢迎杜威夫妇。杜威夫妇是在1919年4月30日到上海的。5月2日，胡适便在上海讲演杜威的实验主义，这是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先作杜威哲学通俗性的疏解，以为杜威正式开讲的导启。5月3日，胡适给蔡元培写信，说:

     杜威博士夫妇于三十日午到上海，蒋(梦麟)、陶(行知)与我三人在码头接他们，送入沧洲别墅居住。这几天请他们略略看看上海。昨晚上我在教育会演讲实验主义大旨，以为他明日讲演的导言。……五日他去杭州游玩，蒋梦麟陪去。……在杭州约住四五日，只有一次讲演，回上海后，住一二日，即往南京。大约三星期后，即来北京。哥伦比亚大学似尚无回电来，昨晚与梦麟商量，可否请先生商请教育部发一正式电去，电稿另纸录呈，请先生斟酌施行。……我送杜威先生行后，即回京，约星期三、四到京，请先生告知教务课，续假两日。(《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8日)

     杜威夫妇原来打算过了夏天就回美国，后来他们变更了计划，决定在中国留一整年。这是由于五四运动大大地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他们要看一个究竟。哥伦比亚大学准予杜威教授一年的假，以后，假期又延长到两年。所以，他在中国的时间总共是两年又两个月，就是从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

     杜威夫妇对于那次五四学生运动感到浓厚的兴趣。杜威小姐(AliceC.Dewey)在《杜威夫妇书信集》("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Jan.1920)的序里是这样写的:“为争取统一、独立和民主而发出的热烈奋斗，正在中国展开，这一奋斗，迷住了他们，使他们改变了计划。原来的计划，是预定1919年夏天就回国的。”为了帮助今天的读者理解当年的五四事件何以对一位美国思想家产生那样大的魅力，就有必要把五四运动和它波及全国的影响，重述一个大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到几个月，巴黎和会在讨论和约最后部分的若干条款。因为德国是战败国，所以，中国人的希望是想在和会里靠威尔逊的十四点理想把若干不平等的国际待遇纠正过来。但是，到了1919年5月初，中国得到了确实报告，说是威尔逊总统对于中国所提出的山东问题的要求，已经无能为力了。中国所要求的，是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及一切经济利益，可是日本竟蛮横无理地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及一切权益，无视中国的战胜国及宗主国地位。由于日本代表团的霸道作风，在和会上的胡搅蛮缠，迫使会议决定将山东问题交由日本与中国直接谈判。这样一来，中国的代表团没有办法；中国政府没有办法；中国人民失望、灰心，但是也没有办法。

     5月4日是个星期天，北京所有的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的学生召开了一个大会，抗议巴黎和会的决议，并要求政府训令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拒绝这个决议。这件事完全是青年们爱国心的自动爆发。它是一代青年干预国是及国际事务的爱国之举。学生大会，经过一番激昂的演讲，通过一些决议以后，接着就是示威游行。当时因亲日政策而声名狼藉的外交部长，他的住宅被示威的群众冲进去，在座的驻日公使被殴打。在混乱当中，有人放火把房子烧了起来，这把火，或许是为要吓走示威的群众而放的。后来学生们在返回学校的途中，有许多人被捕了。这就是九十年前5月4日所发生的事件。

     北京学生运动的消息传播开来，各地的学生和其他各界的人马上响应，形成了一个全国的运动。这时候，杜威夫妇还在上海。6月初是学生运动最高潮的时期，杜威夫妇到了北京，亲眼看到成千成百的学生在街头演讲，宣传抵制日货，挽回权利。6月5日，杜威夫妇在写给女儿们的信里说:“此刻是星期四的早晨。昨天晚上我们听说，大约有一千左右的学生在前天被捕了。北京大学已做了临时‘监狱’，法学院的房子已关满了人，现在又开始关进理学院的房子。”

     同一天晚上，他们又给女儿们报告一个最惊人的消息:“今天傍晚，我们从电话里知道，把守北京大学周围的那些兵士，都撤走了；他们住的帐篷也都拆掉了。接着，在那里面的学生们开了一个会，决议要质问政府能不能保证他们的言论自由。如果政府不能保证言论自由，他们就不离开那里。因为他们是打算还要讲话的，免得再度被捕又关进来。这些学生不肯离开这个‘监狱’倒给政府很大的为难。”

     据后来杜威夫妇的解释，政府这样丢脸的屈服，是由上海的商人为抗议成千的学生被捕在前天罢市了。他们在信中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所谓‘民国’，只是一个笑话。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们更民主些。这里有完全的社会平等，但妇女除外。议会，十足地是个虚幌的滑稽剧，但自动自发的舆论，现在这样，却有异常的影响力。”

     6月16日杜威夫妇写回家的信，说是三个亲日的高级官员已经辞职，学生罢课已经停止了。6月20日，又告诉他们的女儿:

     顺便说一下，我发现我上次把这里学生们的第一次示威活动比作大学生们的起哄闹事，这是有欠公允的；整个事情看来是计划得很周密的，并且比预计的还要提早结束，因为有一个政党不久也要举行游行示威，学生们怕他们的运动(在同一时间内进行)会被误认为被政党利用，他们希望作为学生团体独立行动。要使我们国家十四岁多的孩子领导人们展开一场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们的队伍，那可是难以想象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转引自周策纵《五四运动》106页，1999江苏人民出版社第一版)

     7月2日，他们在家信上写道:“这里的政治气氛又紧张了。据说中国代表团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两天以后，他们又这样写:“中国不签和约，这件事所含的意义是什么，你们是不会想象得到的。不签约这件事是舆论的胜利，而且是一些青年男女学生们所掀起的舆论。”

     这些家信中的消息，都是杜威夫妇到北京以后初期的观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奇怪的国家”对于他们具有一种奇怪的魅力。他们决定在中国多留些时，起初是预备一年，最后是两年又两个月。中国当时二十二省，他们到过十一省:华北四省、华中五省、华南两省。

     在杜威来华的前一个月，主持欢迎杜威讲演的团体要求胡适把实验主义的发展作一个有体系的公开介绍。胡适接受这个要求，在北京做过四次讲演。他从皮尔士(Charles　S.Peirce)和詹姆士(WillamJames)讲起，特别着重在杜威。此外，对于杜威教育哲学的介绍，也有一系列的文章在上海发表。主编人是蒋梦麟。他是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学生。杜威的讲演，都经他的弟子们当场翻译成中国话。他在北京和山东、山西两省的讲演，都是胡适翻译的。杜威在北京的几种长期讲演，胡适等也挑选了几位很好的记录员，把全篇讲词记录下来，送给日报和杂志发表。当时经各报刊全文刊登的讲词总共有五十八篇，后来结集出版成著名的《杜威五种长期演讲录》单行本，大量发行。在1921年杜威离开中国以前，已经出版到第十版。以后几十年，也不断再版，直到1949年以后禁毁掉为止。

     五大讲演的题目可以使我们看出当时杜威所讲的是些什么问题。

     一、近代教育的趋势三讲。

     二、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十六讲。

     三、教育哲学十六讲。

     四、伦理学十五讲。

     五、思想的派别八讲。

     除此之外，他在北京的讲演还另有两种:

     一、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三讲。

     二、现代的三位哲学家三讲。(三位哲学家是詹姆士William　James，伯格森HenriBergson和罗素BertrandRussell。这三次讲演，是因为1920年罗素也要到中国来讲学，所以特地请杜威预先给罗素作点介绍。)

     他在南京的讲演，包括三种:

     一、教育哲学十讲。

     二、哲学史十讲。

     三、实验的伦理学三讲。

     杜威的演讲，由于五四的因缘，由短期而长期，从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在中国造成了广泛的影响。杜威的伦理学理论认为，思想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活动，不是从一些没有问题的绝对真理去作推论，而是一个有效的工具与方法，用以解决疑难，用以克服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难。杜威说，思想总是起于一种疑惑与困难的情境；接着就是研究事实的真相，并提出种种可能的假定以解决起初的疑难；最后，用种种方法，证明或证实哪一种假定能够圆满地解决或应付原先激起我们思想的那个疑难问题或疑难的情境。这就是杜威的思想论。从这个思想的概念，很自然地会产生两个明显的系论来。第一，人和社会的进步，靠的是积极地运用智慧以解决一些真实而具体的问题，而不是什么主义或口号。杜威说:“进步总是零零碎碎的。它只能零卖，不能批发。”这种观念来自他的实验主义哲学。实验主义的思想背景(当年)是三百年来的实验科学(迄今已四百年)，是一百年来的生物科学(迄今已二百年)，也就是“生物进化论”。生物的进化是天然的演化过程。实验主义认为所谓进步，所谓演进，并不是整个笼统地突然而来的；是由一点、一滴、一尺、一寸、一分的很微细变迁而来的。杜威不相信突变与进步能够兼得，所以他的社会哲学就是主张以“零售的生意”的方式，改善人类的生活的进步。而中国的激进思想偏相信天翻地覆的变革可以在一夜之间带来全面的进步。前苏联经过七十多年激进的实践，没有造成进步而解体，就是最具有检验说服力的证明。第二个系论是说，在合理的思想过程中，所有的理论，所有的学说，统统不能看作是绝对的真理，只能看作是有待考验的假设，有待于在实用中加以考验的假定；只能看作是帮助人类知识的工具和材料，不能看作是不成问题、不容考据的教条，因而窒息了人类的思想。杜威在北京讲演“道德教育”的时候说:“要经常培养开阔的胸襟，要经常培养知识上诚实的习惯，而且要经常学习向自己的思想负责任。”

     杜威是一个重视蓝领阶级利益和教养的思想家。但他不鼓动蓝领阶级去掀翻整个旧世界。他对蓝领阶级的关注体现在他的教育哲学里，表达在他的《平民主义与教育》一部书里。他认为平民主义政治的两大条件是:一、一个社会的利益须由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共同享受；二、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之间，须有圆满的自由的交互影响。杜威主张平民主义的教育须有两大条件:第一，须养成智能的个性(Intellectual　individuality)；第二，须养成共同活动的观念和习惯(co－operationinactivity)。“智能的个性”就是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判断的能力。平民主义的教育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使青年人能自己用他的思想能力，把经验得来的意思和观念一个个地实地证验，对于一切制度习俗都能存在一个疑问的态度，不要把耳朵当眼睛，不要把人家的思想糊里糊涂认作自己的思想。“共同活动”就是对于社会事业和群众关系的兴趣。平民主义的社会是一种股份公司，人人都有一份，不排斥某一部分人，所以平民主义的教育的第二个条件就是要使人人都有一种同力合作的天性，对于社会的生活和社会的主持都有浓挚的兴趣。这样就否定了把一部分社会成员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就能造成社会飞跃的进步逻辑。

     杜威在各城市作了一年的公开讲演以后，第二年主要的是作为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向高级班的学生直接用英语讲学，不用翻译。其余的时间就在北京和南京的高等师范讲演。那时候，北京、南京、苏州和上海等地，创办了几所“实验学校”，其中有的就叫“杜威学校”，像南京高师所附设的实验学校就是。杜威对这些新办的“实验学校”很感兴趣。

     杜威夫妇于1921年7月离开中国。1922年10月，全国教育会在济南开会，对于国民学校的制度与课程经过一番严密的讨论以后，加以彻底的修正。1922年新学制第四条规定:“儿童是教育的中心。儿童个性的发展，在创立学制时，应予以特别注意。嗣后，中等和高等学校，必须实行选科制。所有的小学，编级与升级必须实行弹性制。”1923年的新小学课程和1929年的修正课程，也都是着重于“儿童是学校中心”这个观点。在这些地方，都能反映出杜威的教育哲学对于中国教育的影响。

     当杜威离开北京，起程归国的时候，胡适写了一篇《杜威先生在中国》的短文，为之送行，登在《东方杂志》和《民国日报•觉悟》上。他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我们可以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

     四十年后，1959年7月16日，胡适在夏威夷大学作英文讲演，讲题就是《杜威在中国》。他从1954、1955两年中大陆用三百万字的写作来批判胡适的思想，清算杜威哲学的流毒中，窥见到杜威--胡适实验主义渗透到中国文学、语言、历史、哲学，乃至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影响之深且久。胡适在1962年初就去世了。令胡适万万没有想到的料到的是，在他死去十六年以后，即1978年，中国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大讨论，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思想方法的哲学命题，其思想资源就是直接来自杜威的实验主义。胡适在1921年7月11日为杜威送行写的《杜威先生在中国》的短文中，总结"实验主义"的精义，简析"实验的方法"，他说:

     实验的方法至少注意三件事:(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实验"/"实践"，"试金石"/"检验"，五十七年(1921－1978)以后仅仅替换了两个同义词(或近义词)，却成为发动思想的动力，破冰开航，使改革开放之艑鼓风而驶，沛然莫之能御，迄今三十年而举国受惠无竟；这样的哲学方法的影响，难道还不深远重大么？胡适当年说:"我敢预定: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仍旧永永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他八十八年前(1921－2009)的"预定"，没有说诳！

     ( 程巢父■本文所据主要文献:胡适《杜威在中国》，夏道平译，《胡适讲演集》中册，台北胡适纪念馆1970年出版)

      有一阵子没读周国平了。现在蓦然回首〇八，才觉得没把他放在心上是有些许遗憾的......心平气静中，他把痛苦和快乐一齐接受下来。

     人生在世，免不了要遭受苦难。

     所谓苦难，是指那种造成了巨大痛苦的事件和境遇。它包括个人不能抗拒的天灾人祸，例如遭遇乱世或灾荒，患危及生命的重病乃至绝症，挚爱的亲人死亡。也包括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挫折，例如失恋，婚姻破裂，事业失败。

     有些人即使在这两方面运气都好，未尝吃大苦，却也无法避免那个一切人迟早要承受的苦难——死亡。因此，如何面对苦难，便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重大人生课题。

     我们总是想，今天如此，明天也会如此，生活将照常进行下去。

     然而，事实上迟早会有意外事件发生，打断我们业已习惯的生活，总有一天我们的列车会突然翻出轨道。

    “天有不测风云”——不测风云乃天之本性，“人有旦夕祸福”——旦夕祸福是无所不包的人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任何人不可心存侥幸，把自己独独看作例外。

     人生在世，总会遭受不同程度的苦难，世上并无绝对的幸运儿。所以，不论谁想从苦难中获得启迪，该是不愁缺乏必要的机会和材料的。世态炎凉，好运不过尔尔。那种一交好运就得意忘形的浅薄者，我很怀疑苦难能否使他们变得深刻一些。

     我一向声称一个人无须历尽苦难就可以体悟人生的悲凉，现在我知道，苦难者的体悟毕竟是有着完全不同的分量的。

     人生的本质决非享乐，而是苦难，是要在无情宇宙的一个小小角落里奏响生命的凯歌。

     一种西方的哲学教导我们趋乐避苦。一种东方的宗教教导我们摆脱苦与乐的轮回。可是，真正热爱人生的人把痛苦和快乐一齐接受下来。

     幸福的反面是灾祸，而非痛苦。痛苦中可以交织着幸福，但灾祸绝无幸福可言。另一方面，痛苦的解除未必就是幸福，也可能是无聊。可是，当我们从一个灾祸中脱身出来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是幸福的了。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实，“大难不死”即福，何需乎后福?

             马未都先生，想必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日前，他在游历大英博物馆之余，记下一段短文，小发了一点感叹：“中国文物自豪地占其最重要的一席，向全世界炫耀那久远文明的绚烂。我走出中国馆的时候蓦然回首，望见所有的中国文物都放射出智慧之光。”

     公元1753年英国医生汉斯·斯隆爵士（Hans Sloane）去世，享年94岁。他不仅是一名著名的医生，更是一名大收藏家，他身后留下的收藏品达79575件之多，汉斯本想将收藏品捐给国家，但生前未能如愿，直到政府通过发行彩票筹得资金后，董事会购买了一座十七世纪晚期的建筑作为馆址，汉斯的终生收藏才找到最好的归宿。

     这就是大英博物馆的由来。6年以后，也就是1759年的1月15日，大英博物馆首次向公众开放，拉开了英国博物馆的序幕。有意思的是，当时博物馆的宗旨是只向“好学与好奇之士”开放，参观免费，但一定要有导游陪同。

     以开放日计，大英博物馆今年整整走过了250周年。我在这样一个颇具纪念意义的年度，踏进了它的大门。世界级的大博物馆我早都参观过了，许多还不只一次，但大英博物馆却排在了最后，按照中国传统说法，这叫压轴。

     压轴一定是大戏。大英博物馆设有近百个展厅，囊括全世界各个地区的文化。中国古代文化物证就静静地呆在33号展厅，其面积与古埃及、希腊等最大面积展厅平起平坐；它不以惯常的分类方法展出，而是按年代排列，让各国观众在中国古代文化物证中徜徉，纵向推进，横向比较，给好学者以提示，给好奇者以学养。

     250年来，大英博物馆数次改建扩建，最终成了今天的模样，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超一流博物馆。中国文物自豪地占其最重要的一席，向全世界炫耀那久远文明的绚烂。我走出中国馆的时候蓦然回首，望见所有的中国文物都放射出智慧之光。

奇光幻景，知道我怎么拍的么？

     今天下午，翻完两日来的报纸后，我到四川省人民医院川港康复中心，回访曾数次采访过的地震伤残人士。

     一进门，大家就连忙招呼。

     何德辅老人向我示意看他的手：“新来的一位香港治疗师，今天给我新装上了一个护手的套子。”随后，他又忍不住流出了眼泪，仍然是截瘫后那种无可言状的痛苦。

     颈椎受损而截瘫的伍蓉成先生仍然躺在床上，不过今天他的女儿过来了，正用汤匙喂他进食。

    “冯医生没有回香港，她今天生病了，嗓子沙了。”康复中心护士说。

    “小牛钰这几天在香港可玩得好了！”孟红梅翻着报纸高兴极了。

     参加纪念汶川特大地震一周年活动。图为在纪念汶川大地震一周年活动前，林浩与着民族服饰的同学，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敬礼手势。同时，他在中央领导出席的此次活动中，担当为中外来宾递送鲜花的光荣任务，为在大地震中死难的群众和抗震救灾英烈表达深切思念。

     【本報駐四川記者李勇成都10日電】10日下午，「四川省人民醫院發現1例發熱病例，根據臨床表現和實驗室檢驗結果，初步診斷為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四川省衛生廳辦公室負責人當日稍晚時向本報記者透露，已在第一時間向國家衛生部緊急報告，目前該患者已轉至成都市傳染病醫院獨立治療，其就診過程中的密切接觸者也已採取醫學觀察措施。

     求學美國 京飛川途中發病

　  患者包某某，男，30歲，目前在美國某大學學習。患者於5月7日由美國聖路易斯經聖保羅到日本東京，8日從東京乘NW029航班於9日凌晨1時30分抵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並於同日10時50分從北京起飛，乘川U8882航班於13時17分抵達成都。

　   衛生部通報指出，患者9日在北京至成都航程中自覺發熱，伴有咽痛、咳嗽、鼻塞和極少量流涕等症狀，在成都下機後自感不適，遂直接到四川省人民醫院就診。10日上午，四川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兩次覆核檢測，結果均為甲型H1N1流感病毒弱陽性。四川省衛生廳組織省內專家組進行會診，按照《甲型H1N1流感診療方案（2009年試行版第一版）》，初步診斷患者為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

　   衛生部已派出專家組於10日趕赴成都指導診療和防控工作。衛生部要求四川省衛生部門加強患者臨床救治，做好相關流行病學調查和密切接觸者追蹤，立即將患者標本送往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進行實驗室覆核檢測。

　   衛生部已通知有關省市緊急尋找與該患者有密切接觸的旅客，並呼籲乘坐上述航班的乘客和知情者盡快與當地衛生部門取得聯繫。

　   衛生部已將有關情況通報世界衛生組織、有關國家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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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北京十一日电 中国内地十日发现首例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 该名患者曾乘机途经北京，在成都下机后直接到四川省人民医院就诊。北京市、四川省卫生部门连夜部署，紧急搜寻该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

五月十日下午，卫生部接到四川省卫生厅报告，四川省人民医院发现一例发热病例，根据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验结果，初步诊断为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

　　患者在北京至成都航程中自觉发热，伴有咽痛、咳嗽、鼻塞和极少量流涕等症状，在成都下机后自感不适，遂直接到医院就诊。 四川省人民医院根据该患者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验结果，初步诊断为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

　　北京市卫生管理部门十日凌晨紧急搜寻NW029航班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要求对其实施医学观察，对已经回家的接触者的家属实施居家医学观察。据统计，抵京NW029航班共有一百四十四人。其中，国内乘客六十九人，外籍乘客七十五人。

　　成都市政府十一日凌晨披露，与四川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同机的一百五十名乘客已找到一百三十多名。目前，四川省和成都市相关部门仍在进一步加大排查、追踪和防控力度，确保在最短时间内找到所有密切接触者。

　　目前，已隔离治疗的疑似患者体温已得到控制，脉搏、血压等基本生命体征正常，神志清醒，病情稳定。

　　据了解，卫生部派出的专家组已抵达成都指导诊疗和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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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11日电：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11日说，卫生部专家组根据患者临床表现、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和检测结果，判定四川报告的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为确诊病例。

        毛群安说，与我国首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同乘3U8882航班的密切接触者涉及到21个省份并大部分找到，已在当地实施隔离。

 在“5·12”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一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当地官方策划推出了一系列主流视角的出版物。媒体报道称：从电影到电视片，从图书到文艺演出，一系列弘扬抗震精神、颂扬人间大爱的文艺活动已拉开序幕。文学艺术界人士以自己的方式深切缅怀在地震中遇难的同胞，歌颂那些为抗震救灾作出突出贡献的人们，表达对抗震救灾伟大斗争精神的礼赞。

 现推荐几本图书：

《抗震救灾精神读本》，冉华德、伍松桥、姚志文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与世隔绝》，骆平著，四川文艺出版社

《震后阳光》，黄里等著，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蜀中巨震》，戴善奎著，天地出版社

《五月·国殇·成都人》，李林樱著，天地出版社

      四川人是一个群体概念，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文化概念。人格独立、自成一体是四川文化最重要的精神特质。一个群体永远保留着他们生活的地方的痕迹，在最自由和最危急的两种极端时刻。其文化的特性总是表露无遗。四川人在地震中表现出来的坚韧、达观、幽默。对个体生命的仰视与尊重，就是四川人几千年来养成的别具一格的文化人格的外化。 

       昨天（9日）下午， 由石维、马小兵、林元亨联著的《格老子，四川人》在成都的白夜酒吧举行了首发式。

      成都的文化人们以这本书为由头聚集在这里，连平时很少出面的流沙河老先生，也蹒跚而至，兴致很高地和来自全国的记者们聊起四川和四川人，聊四川人自在生活的底气。

      该书不仅阐述了几位作者所理解的四川精神和四川人格，并介绍了好些颇有建树的四川人物，以及四川人如何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发展路向，但饶有兴致的是，结尾部分还列举了四川人中“一长串离经叛道者的名单”。

     媒体报道指，流沙河、柳光亚、赵树桐、洁尘等四川文化名人为该书重新解读四川人表达了各自的看法。他们认为，地震让四川特立独行的文化性格得以彰显，也是重新认识四川人、四川文化的一次契机。

　  石维、马小兵、林元亨3位作者均是四川本土作家，从去年地震后的8月份他们就开始酝酿策划，“5·12”，把全中国人民的目光，集中到四川人身上来，然而几天后四川人在如此逆境中，开朗、淡定、幽默的段子一下传遍天下，让外界感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呢？

     他们认为：“经历灾难的四川人让外界看到的不只是泪水和伤痛，还有他们的乐观，这种乐观也成了四川人精神的象征。”石维告诉记者，当时一位人类学家针对灾后心理干预提出建议，这个专家认为，不研究四川人特有的文化人格，就不可能进行创伤心理治疗。

     “四川的文化是非常厚重的，外界很难想像为什么四川人在如此逆境中还能泰然自若？还能谈笑风生？其实正是因为四川人生活在特有的文化氛围之中才有这种面对灾难的反应。”该书策划，南京籍出版人黄隽青表示，“解读四川人还可以继续下去，我们只是开了一个头，希望为读者建立起一个关于四川人整体的丰富形象。”

  　几位作者对四川人这一群体的文化性格、精神气质作了一次整体的梳理，总结出“一个特立独行”的文化概念。四川人在地震中表现出来的坚韧、达观、幽默，对个体生命的仰视与尊重，是四川人几千年养成的别具一格的文化人格的外化。地震让四川特立独行的文化性格得以彰显，也是重新认识四川人、四川文化的一次契机。

（母性之美）华西医院护士正在为年逾八旬的绵竹地震伤员王太整理衣服

     [按] 随着文明和文化在人类各个方向的渗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们把对母亲浓浓情意的表达，瞄准美国人自1908年5月10日在费城开始举行的母亲节。5月的第2个星期天——母亲节事实上成了全世界共同的节日。 

   川师教授唐代兴，日前发出呼吁将5月12日汶川地震日，设立为中国母亲节。他认为国人应该有自己的母亲节，并且应该从现代生活中、从平凡人生中发掘中国母亲的原生形象。“中国母亲节，应该是且必须是对中国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母亲的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和同情、怜悯、博爱精神的赞美与弘扬。”

       在此，谨以罗大佑先生《母亲》、刘义君先生《浪子归》两首歌曲献给亲爱的妈妈......

    你如此端详的这张迷惑的脸 / 和那历经风雨和冰霜寂寞的眼 / 寒冷的冬天怕你在夜里着凉 / 温暖的春天是你年幼的阳光 / 绵延里跌跌撞撞的成长 / 是个熟悉的身影又出现在你的身旁 / 无言的牵挂中想你在世间流浪 / 孤单的思念中盼你往归途遥望 / 母亲的怀中是个蓝蓝的海洋 / 抚育了你终于成青春的脸庞 / 挥挥手告别的光阴不再回头 / 抬头看看那苍老的目光依旧温柔 / 童年的旧事绵绵如岁月停留 / 片片的拾回是终于拥抱你的手

         又推开这扇篱笆小门 / 今天我归回 / 不见妈妈往日泪水 / 不认我小妹妹 /  昨天我藏着十二个心愿 / 一百次的忏悔 /  今天我回到她的身旁 / 却羞愧难张嘴 / 却羞愧难张嘴 / 面对着镜子我偷偷的窥 / 岁月已上眉 /  不忍再看见镜中的我 / 过去已破碎 / 妹妹叫我一声哥哥 / 我却不回头 / 不知是否她已经看见 / 我满脸的泪水 /  啊...... / 我满脸的泪水 / 光阴匆匆似流水 / 它一去不再回 / 不再有那痛苦的梦 / 和无用的忏悔 /  我要洗去身上的尘灰 / 和脸上的泪水 / 我要骑在那骏马上 / 把时光紧紧追

 钱国丹:《地震中的母亲》

     一

  　平日里，这些年轻的母亲们，也许柔弱，也许娇媚，也许还比较任性。但是在巨大的灾难来临之际，在幼小的生命亟待保护的时刻，她们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在一瞬间就成为顶天立地的英雄。我感念震灾中的母亲！

　　二

　　当救护人员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以这样的姿势定格了：双膝跪地，双手坚定地撑着。她的上身向前匍匐着，模样就像行跪拜礼，她的身体被压得变形了，让人不忍卒睹。但是在废墟中，拱起了一座母爱的桥。

　　我不知道她从哪里得到的力量，在大厦即将倾倒的瞬间，在水泥板和砖块狂暴地砸向她的那一时刻，她没有趴下，而是用这种独特的态势支撑着，直到永恒。她背负着的是千万斤的废墟啊，她还是没有倒下。因为有一种爱的力量在支撑！

　　也许她还活着？救援人员冲她喊叫，用撬棍敲击着水泥框梁。她没有听见，也没有任何的反应。队长从砖石的缝隙中伸进手，触摸到的却是冰凉的躯体。于是人们暂时放下了她，走向下一个废墟，去救一息尚存的人。

　　或许是得到神灵的启示，救援队长忽然想到什么，他迅速地往回跑，竭尽全力地把手伸进那女人身子弯成的苍穹中，他探到了一个软乎乎、暖融融的小生命！那是一个孩子！救护队员们把断壁残砖搬开，在她屈曲的身体下面，抱出一个三四个月大的婴儿。在母亲的呵护下，她还酣然熟睡着，因为有母亲的庇护，山崩地裂，并不意味着什么。

　　队长紧紧地把婴儿护在怀里，泪眼莹莹，满脸慈蔼。

　　橄榄绿和红色的襁褓互相辉映，成为人间最美丽的风景。

　　孩子毫发未损，她一直安详地睡着，红扑扑的小脸让所有的人为之动容。

　　随行的医生准备给她做体检时，襁褓中却滑出一台手机，上面是一条已经写好的短信：

　　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妈妈爱你！

　　这是世界上最感人的短信，同时也是一条特殊的遗嘱，一个伟大的祝福！

　　亲爱的宝贝，妈妈爱你！

　　手机从这一双手传到另一双手，就这么一直传下去，泪水滴在手机屏上，模糊了那两行字。

　　都说是父爱如山，母爱似水。但谁敢说，这位母亲的脊梁不是一座大山？

　　三

　　5月13日的下午，都江堰一座坍塌的民宅里，数十名救援人员用双手奋力挖着，努力搜寻着幸存者。

　　一块沉重的大石板被移到一边，揪心的一幕跃入人们的眼帘：

　　一位年轻的母亲怀抱着婴儿，她的头脸和身躯全是血污。她的上衣向上掀起，雪白的胸脯刺得人眼睛生痛。而怀里的女婴则十分安详，她惬意地含着母亲的乳头，咂吧有声。婴儿粉嘟嘟的小脸与母亲残损的头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女婴被医生小心地抱起，离开了母亲的怀抱，她大声哭闹了起来。

　　她贪恋着母亲的乳房，她并不知道她亲爱的母亲，从此阴阳相隔，再也不能提供甘甜的乳汁了。

　　母亲的头颅向前倾着，身体弯成一座小小的拱桥。在猝不及防的灾难袭来之时，母亲只来得及做两件事，一是把身子蜷曲，护住自己的宝贝，二是把乳头放进孩子的嘴里，让她在等待援救的时间里不再挨饿。在大地被撕裂的刹那，这两件大事做得如此从容，如此完美。

　　母亲的姿势，显得刻意而努力。她尽最大的力量保护着孩子。那是亲生的骨肉，“一个死去的妈妈还在为自己的孩子喂奶”，生命在壮烈的延续。

　　哺乳的场景司空见惯，但在此时此刻，人们的心灵被强烈地震撼了，泪水再也无法克制……

　　从地震发生，到人们从废墟里把娘儿俩挖出来，已经过了二十六七个小时。母亲的身体早已冰冷，母亲的四肢早已僵硬。但我知道，母亲的乳腺依然温软，母亲的血液依然迸流。没有冷却是愿望：那是亲爱的宝贝，那是我的血肉啊！

　　没有母亲血液的支持，婴孩的体征能如此正常，神态能如此安宁？

　　泪水淹没全世界的眼睛，也让全天下的孩子们如醍醐灌顶。

　　四

　　震后的家园，满目疮痍。人们从倾塌的房子底下，救出了许多婴儿。

　　他们的母亲，在哪里啊？或许是长眠于地下，或许是下落不明。

　　或许因为悲痛和惊吓，母亲的奶水干涸了。不幸的孩子啊，聚在刚刚搭起的帐篷里，挥舞着手脚，张大嗷嗷待哺的嘴巴。

　　他们在声声地哭喊，呼唤着母亲的到来。

　　没有奶粉，没有奶瓶。只得用米汤或稀粥来喂养，可他们稚嫩的小嘴只能吮吸，不会喝汤！

　　蒋小娟来了。这是抚养着6个月男婴的母亲，也是一位美丽的巡警。婴儿的啼哭牵引她的视线，扯痛她的神经。她猛然停下脚步，敞开自己的胸怀，没有任何的羞涩。她把这些小生命一一拥在怀里。

　　“宝贝别哭，让我来喂你吧。”甘甜的乳汁，带着体温，滋润着一个个干渴孩子的心田，融融的母爱，抚慰了孩子惊恐的眼神。孩子们笑了，打着饱嗝，他们感到满足。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孩子不再惶恐，欣然地安睡。

　　母亲的乳汁，源源不断，犹如山泉。世界上的孩子，都是我们的血肉！

　　看着年轻的母亲，我热泪交流。我总想对孩子们说，宝贝别哭，你失去了一位母亲，但是有千万位母亲伸出双臂来拥抱你们！

　　我们的怀抱，虽然陌生，但同样柔软，同样温馨。

　　在我们的怀抱里，孩子们会健康、幸福地成长。

　　五　　

　　“母爱无边！”“恩重如山！”

　　越过千山万水，越过废墟，我们赞美我们歌唱。地震中的母亲啊，世界上最平凡的，也是最伟大的群体。

　　在重建家园时，我们一定要浇铸一座铜像，纪念在灾难中舍生忘死的母亲们。

　　我想，这些母亲已经完成了自己的雕塑。她们的任何姿势都是美好的，永远矗立在我们的心中！

　　四川一直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民风热烈、坚毅，历史上，它为我们留下了那些豪气冲天的诗句，同时这里又有少见的安闲、享乐的世风。这种安闲而热烈的民风以成都为中心，元代费著的《岁华纪丽谱》说：自唐代起，这里的人就因“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杜甫公元759年冬天来到四川，他曾作诗感叹：“喜见淳朴俗，坦然心神舒。”尤其是与其时中原的一片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相比，成都安然处于太平盛世时的安逸和欢乐。两年后的761年他以“锦城丝竹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的诗句描述成都的安乐之风。又有唐人张周封作《华阳风俗录》，卢求作《成都记》，以夸述其胜。
　　但是这种民风其实不完全出自物产的充盈，出自蜀地的苏东坡深知“蜀人衣食常苦艰”，但并不妨碍“蜀人游乐不知还”。在这种看似逍遥的安闲中，又洋溢着一种激越的豪情，这种豪情体现在诗人中，就成就了苏东坡、陆游那样的千古风流人物。他们在精神上似乎都有两套价值系统，文人士大夫的和四川的，出了剑门，他们是一时豪杰，被贬罚时，还可做他的四川人，如陆游“细雨骑驴入剑门”，或如苏东坡“老夫聊发少年狂”。而在战乱侵扰中原时，四川总是围合出一方保存、收留文化血脉的历史环境。
　　围合不仅是隐喻，也是实在的地理环境。早在西晋，左思的《蜀都赋》已详尽数点过：“于前则跨蹑犍，枕倚交趾。经途所亘，五千余里。山阜相属，含溪怀谷……于后则却背华容，北指昆仑。缘以剑阁，阻以石门……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于西则右挟岷山，涌渎发川。”正是因为四周的山区形成了盆地内自成一体的环境，它的东南部山地相对低一些，水汽可淼淼进入，而西北部高山阻挡了水汽的去路，所以盆地里空气湿度很高，雾气很浓，冬天的时候，从北面来的冷空气又被这些高山挡了一下，因此与同纬度地区相比，四川盆地平均温度总是高一些。又由于有充足的水源和水利工程，使四川有了两千多年“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的声名。
　　四川人对社会磨难、自然灾害或功名成就似乎有一种进退持守的应对方式。虽然四川人是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移民不断更新的移民社会，构成80%当代四川人的是清代“湖广填四川”大移民，那次大移民涉及中国18个省区，但不同的时代他们携带着各地的民风，在进入四川后的混杂融合中，与那种久远的穿越时空的川蜀气质相呼应，不断丰富着四川精神。只是缘自此次汶川地震与重建，我们那些散漫的形象记忆和经典诗句，定格成了一个个具体而实在的故事……那些故事，看起来已经隐匿成众多移民家族的心灵史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域精神。

　　2009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一周年纪念前夕（9日），《三联生活周刊》邀请建筑师刘家琨、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及著名川剧变脸大师彭登怀等四川文化名人，深入探讨“四川精神”与“家园重建”。以下为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的发言：

 　 朱伟：在四川精神里首先体会到四川人的尊严感，尊严感是四川精神最根本的东西

　　汶川大地震这场灾难对整个中华民族是一个大的洗礼

　　精神文化建设和家园紧密相连，家园如果没有精神，何谈家园

　　在四川精神里，我首先体会到四川人的尊严感。人的尊严是最重要的，家园可以没有，尊严不能没有，灾难可以压倒一切，亲人可以过去，尊严仍旧要在。

  　另外就是对我们媒体来讲，四川地震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灾难，那么多生命过去了，我昨天去了汶川，我感到很内疚的是去年地震的时候，我在北京，我们《三联生活周刊》做了四期的报道，在所有的媒体报道中间，就是纸质媒体报道中间，彩色杂志报道中间，我们的报道量是最大的，我们总共报道了340页的内容，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派出了20多个记者，但是作为主编我没有到现场，我昨天专门去了北川，就是为了圆这个梦，我们向死难者献一束花，向他们表示我们的敬意。

所以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这场灾难对整个中华民族是一个大的洗礼，我更看重的是这个洗礼。我们国家富强了，经济发展了，大家更多是追求我要更多好的东西，要好的房子，好的车。但是作为一个个人，对社会来承担的东西可能想得少。国家富强了，但是人文精神缺失了，人文精神实际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每个人的人文精神都有缺失，我们更多想到要做一个大写的个人，但是很少想到我们更重要是要有一个大的集体。但是汶川地震使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大的集体，个人在集体面前是渺小的，这是一个大的家园。所以汶川地震应该成为我们一个大的洗礼，使得我们更多关注精神文化建设问题，精神文化建设和家园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家园并非就是一所房子，家园里面如果没有精神的话，我们谈何家园。

刚才在台下有一位女记者跟我说，四川人为什么都愿意讲四川话？是因为四川人特别有自尊。尊严感，我觉得这是四川精神最根本的东西。刚才有一位嘉宾讲的非常好，说你坚韧不拔也好，你出事也好，最终的目的是为生存，人不是为了生存的话，那坚韧不拔是为了什么？人要活下去，无论什么样的艰难困苦，路还是要走，我觉得四川尊严是最让我感动的。 　　三联有一篇报告特别感动我，写的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的整个家园全都毁了，本来生意刚刚起步，但是现在家园全部都毁了，国家给了救济，但是4万5千块钱没有办法给一个人重新创造一个美好家园，还不够，那我要创业，我可以借钱，我觉得这就是四川精神。

    “最牛希望小学”的标签胜过财富榜TOP10，汶川大地震震出一位长期潜水富豪的真面目。他的社会美誉就此响彻中国大地，更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默默地捐出巨额善款。稳重气质中，这位超级慈善家有着太多的可爱与纯真......5月8日，走近四川汉龙集团掌门人刘汉多少有这样的感受。

今日下午1时，四川博物院新馆正式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莅临四川博物院祝贺新馆开放

制陶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有着光辉的一页

石刻造像馆里栩栩如生的武相人物

  石刻造像馆里栩栩如生的文相人物

石刻造像馆里栩栩如生的女像人物

佛教艺术馆里的千手佛像

佛教艺术馆里的壁画

川港康复中心伤残病患与川港两地医务人员合影，打出“四川感谢您”的大字。

四川省人民医院川港康复中心里的地震伤员正床头插花

 截肢小女孩牛钰在我的采访本上作诗

连续两周，我都在灾区、医院走访一个又一个的地震伤残人士。无论是「乐」还是「忧」，他们的每一句说话、每一个表情都颇令人动容——其背后都是一种可以称为「四川精神」的生活态度，积极、乐观、血性、宽容、坚忍......

当结束最后一趟采访，走在川港康复中心的林荫小路时，我按小牛钰的嘱咐，在采访本上翻开她写的诗，激动的泪水霎时间盈满了我的眼眶...... 

思念是什么呢 / 在我小小的心灵里 / 思念是苦的 / 因为「5.12」 / 思念贴了一道疤 / 那是痛苦的 / 思念在痛 / 痛的是最要美的校园倒塌了 / 痛的是最要好的同学遇难了 / 痛的是…… / 现在 / 我偶尔会去思念 / 可是 / 得来的是心伤 / 得来的是泪水 / 所以…… / 我相信 / 小精灵会帮我 / 让思念变成甜的！  

   自拿破仑打开罗浮宫，且将其面向公众开放时，已然开启了法国货胜卖英国货的历史......2009年5月9日下午1时，作为排行中国国家级博物馆“老七”的四川博物院（川博）将免费开放，它带着26万1062件的馆藏，还携四川百余家挂牌公、私博物馆的馆藏文博，欲向世人高调展示四川厚实的文化家底，并从此开启中国货、四川造的新面貌。曾经的多少曲高和寡，皆进入新的“时光隧道”，文物遗产、思想火花......全将掀起一场对于生活品质的革命。届时，我们将不再依赖艺术家，也许你将就是那位心灵感应者。

将公众参与进行到底

一座博物馆是一部物化的人类发展史，人们通过馆藏文物与历史对话，穿过时空的阻隔，俯瞰历史的风风雨雨。胡适就曾对外国友人说：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

    虽然胡适所叹“乃可耻耳”已在日新月异的经济变革中取得很大程度的改观。但是，中国内地博物馆仍以“太低公众参与度”，在文化人嘴巴里被义愤填膺：或我们没有足够的展览设施和保护措施，或有了设施、措施而门槛太高，或策展水平以及影响手段太差...... 

陈丹青在他的《退步集》中说，国内的艺术品展览其实好的并不多，据说故宫有90多万件藏品，但展出的只是几十万分之一，很多的展品我们几乎是看不到的，我们根本无法完整了解中国的艺术、中国的艺术发展历史。 

“现在好多了，不过我们仍然在努力！”川博院长盛建武很清楚走近公众的重要性：“普通百姓能常来常往、常思常想，川博将实行“免费不免票”的制度。开放初期将每天限量4000张门票的申领，市民可在博物馆大门口办理。”此外，院方还在抓紧官网建设，待官网开通后，公众可以在家中登陆川博网站，通过网络预订门票。 

“当然，川博新馆作为国内一线博物馆，我们将不负众望，注重展览品质的提升，真正持续地推出一大批代表四川精神和四川荣耀的主题展览、系列展览、交流展览和论坛讲座等。”盛建武表示，川博新引进了80多位年轻的高端人才，不乏象在李江涛那样在大英博物馆取过经的“海龟”，现在工作人员的平均年龄为35岁。有理由相信这个活力的团队，在四川博大精深的文博海洋中，能给大家端上文化美味、博物佳肴。 

实际上，一次展览只能展出5000件左右的文物，而川博却有着近30万件的收藏和数千件举世“国宝”，究竟展些什么，哪些先展，哪些后展，以及哪些主题优先，哪些主题其次等等，都将会有一个统筹考虑。尽管不可能制订出一个恒定的展览计划，但博物院表示会调研公众的愿望，以及区域发展的需求，并考虑阶段性的工作任务等，进行有针对性的策划。

山寨文化的终结者

像陈丹青那批曾负笈海外的艺术求道者，他们的确早年从国外鳞次栉比的各式博物馆中，汲取了不少的艺术养分。可以说，博物馆的那些原作、实物，是他们艺术灵感的一大源泉，是培养他们艺术素养的一大殿堂。 

萧涛生是四川美术馆副馆长，在他眼中，现在艺术院校的学生很少有去从经典中获取创作元素甚至灵感，而一窝蜂所谓的“新潮”，却很少能有感染的东西出来，千篇一律啊……如果他们真的去观察、摹仿、反思、总结博物馆里奇妙的东西，情况肯定会不一样。 

“恰恰中国文化观念现在又存在一个现象，那就是盲目地去‘山寨’一些东西。”留学归来的李江涛清楚欧洲设计类学生的灵感来源就是大英博物馆、罗浮宫……“不是说我们拿不出好东西，也不是说我们创造不出好东西，是因为大多数人打小就没有体察过博物馆的真东西，当需要新东西的时候也没往这方面去想，这种习惯肯定会导致集体无意识的文化衰败。” 

盲目的“山寨”、横行的“假冒伪劣”，说明当前的文化是缺乏根性的——这正是为什么要大力做好博物馆、使其走近公众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人和中国货的面貌。  

而在国外，西人、西产的面貌往往被现代艺术家的作品加以粉饰，审美的结果常被认为是个人模仿、转化的结果，正如左拉的著名论断一样：“自然是通过一种气息或性情来观察的。”这话什么意思，可以说：“自然”是一种艺术境界、审美标准、道德情怀、生活品质，再直白一点：丑货没人要！

法国人到底还是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总能轻而易举地辨认出真正的独特风格，从五彩缤纷的艺术海洋中捞取到地地道道的珍珠。 

“拿破仑打开罗浮宫，除了命名博物馆并不是说就什么没做了，他把博物馆作为了法国的设计学校、国家创意基地摆在那里。这个影响是足够深远的，以至于后来英国人跟法国人在经济交往中，女王提出疑问：为什么英国货卖不过法国货，英国的东西为什么不是高质量的象征，然后他们才重新思考，哦，原来我们的设计就已经远远落后于法国了！”

创意产业的摇篮曲

走近博物馆不仅是一场审美体验，在体验的背后，也许真能迸发奇思妙想，真能成为一个艺术创造者。当面对琳琅满目的文物瑰宝时，千万不要怀疑自己的想象力，如果对艺术的“高峰体验”油然而生，那么也千万别站在那里发呆，你完全可以试着想“我可以做点什么？” 

在我们这座城市，你知道吗，不仅像川博这个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独树一帜，大大小小博物馆共有86家，其中公立49家，私营37家，四川大地近8成的好宝贝都在我们这个城市坐等你去好好体验一把。 

几乎所有关注创意产业的人都把成都当作最重要城市之一，甚至有人提出成都是最适合发展创意产业的地方；这数量众多的博物馆，反映出成都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成都人文化生存、诗意生活的情趣，是创意产业料将繁盛的巨大源泉；在经济萧条时期，人们更需要创意含量高、成本低廉、能够带来慰籍心灵、振奋精神和释放压力的文化产品...... 

李江涛还透露，他们开馆后将会为四川一些优势产业量身推出一些主题展览，不排除会有“飞天”的元素，也不排除隆重展示“川酒文物”，也不排除邀请广告界的朋友们来进行“头脑风暴”......反正，就是要拿川博数10万件的文物做创意文章，从这座文化大仓库中提炼出创意元素来。 

这时，你可能会对先锋时尚潮流的创造有了另一番理解，若不与“原始”和“经典”对话，也许会先锋得蹩脚、时尚得假打，矫揉造作得灵魂荡然若失去。进了博物馆才发现，青铜之上的纹样，石刻之上的造型，陶瓷之上的彩釉......居然都是精致无比、脱俗至极的佳作，就是稍加运用都比“现在而今眼目下”的很多玩意好。 

由此，“国故”与“新潮”似乎不再矛盾重重，若胡适先生尚在，想必他将更宏亮地“再造文明”，而不是束之高阁、孤芳自赏地整理国故。 

是的，琳琅满目的博物馆文物以及美轮美奂的博物馆建筑，通常被素养较好的文学家、艺术家、设计师、创造者注意和运用。当然，这对顽固的超现实主义者、“新野兽”派和金钱拜物教几乎不能产生影响。

（本文为《天府成都》2008年5月刊文）

   “‘五四’的英雄，现在已不再是一个十分光彩的名称了。有的出卖了灵魂肉体，有的成为煊赫一时的显宦，有的变为尊经守道的遗少，‘五四’新产生的儿子，始终不背叛‘五四’的只有极少数......” 此话是胡愈之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给许地山先生悼文中的一段。如今，“五四”已走过九十周年，不知它又新产生了多少始终不背叛的儿子？

   “‘五四’之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读书人，不断跟它对话，并非‘滥得虚名’，主要还是事件本身的质量决定的。”九十年前，一群北大的知识青年扛起爱国、进步的大旗步出校园，他们拥护“德”、“赛”二位先生，并笃信中华民族定将破茧重生、辉煌发达。恰是如此，这一小众范围的学生抗议迅速波及全国，其精神主张和精神品质顿时传布民众，事态最终升级为一次带有革命性质大众范围的救国运动。

九十年以来，“五四”始终被人们利用，不断地将其论说应用到诸多领域，并悄然搭建起了一个庞大的语义架构。“回过头来看，20世纪中国，就思想文化而言，最值得与其进行持续对话的，还是‘五四’。虽然此后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思想的、学术的、文学的、政治的立场与方法，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陈平原《走不出的“五四”？》）

   “五四”事件已渐去渐远，“五四”留下的真正品质呢，去向何方？

武都集中板房区里欢快奔跑的儿童

游客到汉旺广场钟塔前祭奠在去年大地震中遇难的同胞

参加“悬湖”抢险的武警水电部队三总队10支队战士在钟塔前合影

东汽厂区废墟前的鲜花正盛开

一名女青年在汉旺广场碑名前留影

    今日：

    “猪流感”正式被官方及传媒修正为“甲型H1N1流感”，简称为“甲流感”。同时，卫生部陈竺部长亦带头吃猪肉，倡支持“5.12”地震受重创且在金融危机中市场萎缩的“川猪产业”。